来源:7月21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联邦法院外,抗议者在走过联邦执法人员发射的催泪瓦斯时举着美国国旗。(内森·霍华德/Getty)

欢迎来到“动荡的20年代”

我们预测了本世纪20年代美国的政治动荡。这篇文章将解释它(指“动荡的2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调控它。

乔治梅森大学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教授。 新作:《革命:简介》。

专门研究文化进化的科学家和作家。新作:《失和年代:美国历史的人口结构分析》。

2020-10-29 / 阅读时长 13 分钟
NOEMA 首发 译文

大约三十年前,我们中的一员,杰克·A.戈德斯通,发表了一个简单模型(译者注:见作者另一论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用以确定一个国家在政治危机中的脆弱性。该模型是基于人口变化怎样改变国家、精英和民众的行为。戈德斯通认为,根据这一人口结构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很可能产生一位民粹主义、美国优先的领导人,他将引发一股冲突旋风。

十年前,我们中的另一位,彼得·特尔钦,使用当时的数据,将戈德斯通的模型应用于美国历史。其结果令人担忧:美国在政治危机面前的脆弱程度正处于百年来的最高水平。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特尔钦就发表了他的预见,称美国正走向“动荡的20年代”,并预测美国和西欧将进入一个日益不稳定的时期。

鉴于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到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等各地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以及相互竞争的武装派别连锁冲突,我们已在路上,但更糟的可能还在后面。

纵观历史,该模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政治不稳定风险由精英阶层行为造成,他们对人口长期增长往往会犯下三宗罪。首先,劳动力激增抑制了薪资和生产率提升,精英阶层寻求从经济收益中获得更大份额,加剧不平等。其次,面对更加激烈的精英财富与地位竞争,他们收紧了社会阶层流动通道, 以便增加自己和后代的机会。譬如,在一个日益精英化的社会,精英们可以限制顶尖大学的入学名额,提高入学门槛及成本,从而有利于那些成功人士的子女。第三,为保住不断增长的财富,他们竭尽所能抵制对其财富和利润征税,即使这意味着政府难以获得所需收入,导致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下降和政府债务快速增长。

自私的精英们创造了一系列加剧不平等、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及公信力的“条件”。但他们不是唯一的问题。若想要公众意识到并且有组织地改变社会流动性问题,还需要城市化措施以及更好的教育。

自私的精英们创造了一系列加剧不平等、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及公信力的“条件”。

最高层领导群体非常重要。以包容和解决国家问题为目标的领导者,可以化解冲突并延缓危机。然而,那些希冀从政治分歧中获益并煽动分裂的领导者,则让终极危机更紧迫。通常来看,支持维护自身特权的精英阶层,和支持为带来更开放、更包容的社会秩序而争取民众支持的改革派之间,关系紧张。双方都试图把对方描绘成对社会的致命威胁,造成严重两极分化,以至于难以达成共识,问题变得更糟,直至危机爆发,打破脆弱的社会秩序。

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和19世纪美国内战,再到历史上的历次革命,这些都是政治史上巨大动荡的前奏。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有数据显示美国正在出现非常类似的情况。

将模型应用,我们提取了美国从1800年至今的一系列关于大众福利、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的指标。其中包括工人工资中位数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预期寿命、新百万富翁数量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国会中严格党派路线投票程度,以及致命骚乱、恐怖主义和政治暗杀的发生率。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指标都指向了美国历史上的两个大周期。

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尽管党争日益激烈,但执政精英们往往会达成妥协并投出共同票,国家日益繁荣,民众获益。但这波有利因素在1820年达到顶峰。从那时起,政治分裂和经济不平等急剧上升导致内战。危机指标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且战后没有大幅下降,直到1920年(美国重建、吉姆克劳法(译者注:内战后一系列种族隔离法案)、镀金时代(译者注:术语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马克吐温的讽刺小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暴力劳工骚乱和无政府主义)。

随后,时势逆转,美国迎来第二波更为“繁荣”的浪潮。与预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并没有导致政治不稳定指标上升。整个国家反而“凝心聚力”。改革在进步时代推行,(罗斯福)新政实施,工人经济份额提升,减少了不平等;在二战期间乃至之后,美国出台新税收政策,并加大对道路和学校财政投入。

20世纪50年代是工人进步和政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即使在种族冲突严重的60、70年代,国家领导者仍能就意义深远的改革达成一致,改善公民权利,保护环境。然而,在政治弹性指标中,60年代居于高点;到了70、80年代,情况开始转变。90年代,不平等和政治分裂新浪潮袭卷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政策就是例证。接下来的20年里,危机指标与内战前一样急剧上升。首先,到21世纪10年代末,总体不平等现象上升到镀金时代以来最高水平;其次,工资中位数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2010年,我们在《自然》杂志撰文提出,这种趋势是政治不稳定迫在眉睫的可靠指标,而且“看起来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峰”。在2016年初出版的《失和年代》一书中,我们指出美国的“政治压力指数”近年来急剧上升,并将我们带往“动荡的20年代”。

今年,新冠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明尼阿波利斯警察之手,给美国带来双重政治危机。在全美范围内爆发了一系列持续数月的城市抗议活动。但这次抗议活动的爆发并不仅仅是今年某一事件的结果。美国经历过流行病和种族抗议,并通过立法使国家变得更好。十年来不同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在政治极度两极分化时期,且在这几十年里,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同时精英阶层又根深蒂固地反对增加公共服务开支。这些趋势削弱了美国政府对疫情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能力,也阻碍了实施包容性经济救济政策的能力,并加剧了因弗洛伊德致死视频而不断升级的种族不平等紧张局势。

美国会否面临更大规模抗议和暴力?一个字:会。自19世纪以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从未如此严重。民主党人确信,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民主将不复存在。共和党人同样确信,如果特朗普败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将攫取精英阶层财富,将其分配给不值得救助的穷人和少数族裔,从而摧毁美国经济。双方也都认为,对方有意改变民主“游戏规则”,使其无法在未来选举中有效竞争。这种情况下,选举不仅仅是对政策偏好的争夺,更是关乎国家未来的生死存亡之战。无论哪一方输了,都可能认为选举被操纵了,选举结果令人无法接受。

在《失和年代》中,我们指出美国的“政治压力指数”近年来急剧上升,并将我们带往“动荡的20年代”。

因此,即将到来的选举可能会引发大规模暴力。如果特朗普在选举团中以微弱优势胜出,但在普选中大比分落败,肯定会有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选举结果,称其不合法,要求遵从大多数美国人意愿。届时,特朗普可能会叫来联邦部队镇压这些抗议活动(如波特兰),而反过来又可能像在波特兰一样,引发更大规模抗议。

如果特朗普输了,他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但这也将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只是抗议是要求尊重选举结果。如果特朗普再次派遣联邦安全部队上街,州长们可能会要求州警甚至国民警卫队保护各州公民并保卫宪法。或者特朗普也可能会呼吁他的众多武装平民支持者捍卫他们“一直以来最喜欢的总统”(用他的话说),反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暴政”。

许多观察人士基于以往经验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可能还不够。特朗普仍可能称拜登胜选是“明显被操纵的”,他会说以拜登的支持基础,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并声称这是由于数百万张欺诈性邮递选票所致。或者,如果特朗普担心注定失败,可能会想方设法推迟选举,不管是新冠疫情还是其他借口,他在推特上以及7月28日的一场备受争议的国会听证会上均提到了这种可能。这几乎肯定会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并可能导致反特朗普抗议者与联邦军队对立,或与特朗普支持者发生暴力冲突。

即便拜登看似取得了大胜,但现在很多美国民众已被预示,或已被洗脑,产生的选举结果只能归因于选举缺陷。这不仅仅是特朗普夸大其词的问题,美国人对自己的社会已没有准确认知。例如,几年前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普遍认为的穆斯林占美国人口比是实际数据的十七倍。另一项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多数移民是非法入境的(事实是77%的移民都有完全合法身份)。由于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很容易辩称数百万张选票是被没有投票权的人投错了。就算拜登取得实质胜利,不需要太多鼓励,可能也会让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

此外,如果邮寄选票在投票中所占比例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么在大选之夜,双方的胜利都不太可能明朗。这将使得支持和反对特朗普势力均有时间宣称胜利,并努力动员支持者要求承认己方获胜。最后很可能以双方党派之间冲突告终。 简而言之,鉴于过去20年里积累的不满、不忿以及不信任,今秋任何选举情形,都可能引发本世纪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抗议。特朗普声称的数百万张伪造邮寄选票和被操纵的不公平选举是在玩火。根据模型显示,目前已堆积了大量“危险易燃物”,任何火花都可能生成炼狱似的后果。

根据模型显示,目前已堆积了大量“危险易燃物”,任何火花都可能生成炼狱似的后果。

美国例外论(译者注:又译美国卓异主义、美国例外主义、美式例外主义,一种理论与意识形态,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是个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独特国家。)是建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合作基础之上。从国家诞生之日起,跨经济阶层和跨区域的团结就令欧洲观察家如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St. John de Crevecoeur)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惊叹不已。这种合作精神在19世纪中叶瓦解,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失和年代”。“新政”实施,一份不成文却非常真实的社会契约在政府、企业和工人之间重新缔结,引领战后美国进入另一个合作繁荣时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契约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契约,后者在公共服务方面资金不足,但却给予资本收益和企业利润慷慨的回报。

尽管这份新的新自由主义契约在某些时期增长了经济,增加了就业,但总体上看,与战后的头30年相比,经济增长较慢,不平等程度也严重得多。过去20年里,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停滞不前,高薪蓝领工作因技术更新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流失,这意味着许多工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男性的实际工资下降。

结果,美国政治陷入困境,一部分精英阶层并不是通过分享财富或扩大公共服务以及为增加共同利益做出牺牲来赢得工人阶级支持,而是通过说服工人阶级,让他们相信他们已被仇恨他们的敌人(自由派精英、少数族裔、非法移民)所包围,并想夺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困境造成两极分化和不信任,并与国内冲突、暴力以及民主的衰落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许多自由派精英忽视或未能解决诸如嗑药成瘾、社会流动性下降、无家可归、城市衰败、工会崩溃和实际工资下降等问题,反而承诺全球化、环境法规和为被忽视的少数群体辩护将带来足够的好处。因此,他们加剧了人们对政府和“专家”的不信任,这些人日益被视为腐败或无用,从而使政府功能失调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人怎样才能结束目前这个失和年代?需要一份新的能够使我们克服极端两极分化的社会契约,达成共识,将经济增长份额重新向工人倾斜,并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

这听起来像是左派对此类极端情况软弱回应的陈词滥调。在这里,让我们通过考察两个历史案例来阐明危机的紧迫和改变进程的可能。这两个案例中,国家本在灾难边缘摇摇欲坠,却设法摆脱了危机并开辟了一条新的进步之路。

19世纪20年代,英国正分崩离析。击败拿破仑后,威灵顿公爵成为精英集团领袖,试图维护传统地主精英的统治地位。作为首相和当时的上议院领袖,威灵顿不能正视伯明翰、曼彻斯特及其他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城市的新现实。同时,这些城市的工人要求政治改革,要求在议会拥有发言权。

这些工人尤其反对臭名昭著的“谷物法”(译者注:又译“玉米法案”,实施于1815-1846年),该法通过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使食品成本增高——从而使英国地主的利润居高不下,可工人的可支配收入降低。1819年,曼彻斯特爆发了一次大规模工人抗议,骑兵冲入人群,造成大约10至2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即彼得罗大屠杀)。随后,英国政治分化更加严重。这成为了最早被记者广泛报道的事件之一,义愤在整个国家蔓延。

即便如此,威灵顿不仅拒绝任何法律变革,还试图压制要求选举改革引发的骚乱。赋予警察更多权力的新法律颁布,公众集会被阻止,报纸被关闭,抗议者和记者被监禁。然而,民众骚乱仍在继续,甚至有人企图暗杀几位内阁部长。同时,工业劳动力和新制造业经济的迅速增长对整个欧洲的激进政治变革产生了类似的压力,引发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浪潮。许多英国人都预想英国也会发生欧洲的革命浪潮,但英国却在这个动荡时期避免了革命。

解决方案就是让领导人接受改革运动,即减少地主权力、支持新工业工人阶级的选举改革。1830年,历经19世纪20年代日益激烈的对抗,威灵顿的托利党失去对议会控制,支持改革运动的辉格党领袖格雷勋爵成为了首相。起初,格雷试图通过改革法案,却失败了,后来他威胁要让国王增设足够多的辉格党议员议席来迫使法案通过,托利党才让步。1832年,议会通过了第一个改革法案,扩大了选民范围,削弱了贵族保守势力的地位,赋予工业城市居民代表资格。随后,英国出台了更多的改革法案,使得英国在大规模工人运动持续不断的情况下,避免了蹂躏欧洲大陆的革命,成为欧洲经济的龙头。

要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技术现实需要,富人必须得做出一些牺牲。

一个世纪后,美国开始分裂。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民主倒退,美国经济则陷入大萧条,大平原沙尘肆虐,数百万工人失业。禁酒令(译者注:法律依据为1919年美国第18宪法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加剧了文化冲突与犯罪,本土主义煽动者(如电台名人考夫林神父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催生了恐惧。

1932年,美国人投票要求变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接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担任总统,实施全面改革,恢复就业,共享繁荣。劳工组织得以发展,公共工程为建筑工人、工匠和艺术家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个时期建造的建筑上都有象征对劳动者尊重的装饰。美国经过数年时间成功转型为一个以机械化、熟练工人、强大的工会和公共教育为基础的经济体,并长期引领世界经济。

这两个案例的解决方案都是简单而明确的。首先,不顾经济变化形势与日渐猖獗的暴力活动,妄图维护旧社会秩序的领导者被一位愿意进行急需改革的新领导人取代。第二,新领导人利用支持势力迫使反对者屈服于必要的变革,但并未爆发激进的革命。暴力被避免,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

第三,改革很务实。新领导者尝试了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为改革争取最广泛的支持。他们意识到国家力量取决于为变革争取多数人的支持,而不是强行采取相关措施,获得派系斗争或意识形态之争的胜利。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技术现实需要,富人必须得做出一些牺牲,普通劳动人民才得以享有更多机会和财富。这样每个国家才会拥有空前的财富和权力。

当然,摆在美国现状面前的发展路径既非坦途亦非短途。可确实存在一条清晰的路径,即领导者转向注重对现实世界的妥协与回应,而不是拼命抓住或恢复一个逝去的时代。

在美国,今年已经是,并将继续是充满暴力的一年。我们需要为选举后的问题做好应对准备,要准备合作方案,以确保选举结果将被广泛认为公平且合法。还需付出巨大努力重建政治中心,强化企业与工人之间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平衡税收与公共开支。唯有各方都能在政府中重新获益,无论哪个政党控制政府,我们都可以避免陷入一场破坏宪法、一个我们世代从未见过的竞争方式的危机。

译  |  刘馨蔓

(本文原文为英文,出自博古睿研究院出版的Noema杂志,发表于2020年9月10日。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